由于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周三，欧洲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已超过80万。

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对社会的打击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同法兰克福(人口：753 056人)或阿姆斯特丹(人口：821 752人)等城市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一般。丧生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的伤亡总数，也超过了1941年纳粹入侵苏联时在规模宏大的莫斯科会战中的士兵死亡人数。

在比利时，每529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病毒，捷克共和国每545人中就有一人，英国每558人中就有一人，意大利每625人中有一人，葡萄牙每630人中有一人，波斯尼亚每646人中有一人。随着死亡人数的激增和出生人数的骤降，西欧的预期寿命自二战以来首次下降：意大利下降了1.5岁，西班牙和英国下降了1岁，瑞典和法国下降了6个月。

数以千万的欧洲人失去了亲人。到上个月为止，63%的西班牙人、59%的波兰人、58%的意大利人、57%的英国人和瑞典人、51%的法国人和34%的德国人至少有一名亲朋好友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共有19%的西班牙人和波兰人、21%的意大利人、13%的英国人、11%的人法国、10%的瑞典人和8%的德国人曾亲眼看到亲人或好友的死亡。

欧洲各国经济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西班牙11%，英国10%，意大利9%，法国8%，德国5%，波兰和俄罗斯3%；此时，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去工作。餐馆、剧院、健身房和其他小型企业不知何时、也不知甚至能否重新正常营业。失去兼职的学生们排队领取慈善机构和其他组织提供的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

这场大流行病不仅仅是一个悲剧，更是当下社会秩序的全面失败。统治阶级对人类生命的丧失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正在推行的政策，正如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近期所描述的那样，等同于 "社会谋杀"。

如今，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总数上升至3350万，约占欧洲人口的5%。每天都有十万多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致命性更强的病毒变种在更加广泛地传播。在捷克共和国，医院已不堪重负，并预计在两三周内将被完全挤兑，因此，政府最近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但它仅收到来自柏林的一个回复，对方提出只能接收9名病人。

然而，在科学家警告说，除非采取严厉措施，否则变异病毒将导致病例的激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反对居家令，并努力消除现有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2月21日定下基调并宣布了一个“路线图”，来“不可逆转”地解除英国的 "最后一次封城 "。在这个计划中，除非疫情 "有导致住院人数激增的危险"，伦敦将不再试图控制病毒指数级的增长速度。约翰逊平静地命令英国工人，要他们"接受将有更多的人感染，更多的人住院，以及由此”，在已有的12.6万死亡人数的记录之上，“更多的人会不幸死亡"。

周一，柏林开始在德国各地重新开放学校，西班牙地区政府也在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上个月拒绝了科学家建议的一项广受期待的全国封城的要求，令公众震惊。虽然三分之二的法国人期待这样的封城，但马克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对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我受够了这些科学家们，关于我提出的变异病毒问题，他们只用一个方案回答我：再次封城。"

在疫苗的推广分发被绝望地延迟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延续这种政策，疫苗接种将无法阻止未来几个月的死亡浪潮。只接种过两剂疫苗中一剂的人口在各国比例不等：英国24%，塞尔维亚13.5%，波兰4%，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3%，捷克共和国2.8%，俄罗斯1.4%。

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并非不可避免。中国、台湾、越南等几个国家响应医疗专业人员的号召，实施了严格的接触者追踪和居家令，大大限制了病毒的传播。然而，在欧洲，金融贵族的政治代表却迫使数十万人不必要地死亡。

与全球大流行病的抗争，需要在政治上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将人的生命屈从于私人利益和帝国主义列强反动的国家地缘政治利益。

2020年春季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实施的初步封城，是由于意大利各地的野猫罢工浪潮，这一罢工浪潮还蔓延到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法国主要企业联合会（法国企业运动）副主席帕特里克·马丁当时写道："在很多工业里….工人的态度有了极其剧烈的变化"。马丁指责工人对新冠病毒疫情 "反应过度"，他警告说：“在员工施加的压力下，管理层已经无法使生产继续。”

在工人阶级行动起来捍卫生命的同时，欧洲资本主义领导人和媒体却在努力捍卫利润和死亡。他们要求停止封城，继续进行非必要的生产，以此让利润继续流向银行。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在介绍欧洲 "群体免疫 "战略时曾表示，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是 "不可取的"，他呼吁 "人群中要有一定的免疫力，从而在未来保护我们自己"。

去年夏天，德国公布的一份内政部机密备忘录预计，让新冠病毒继续传播会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德国议长沃尔夫冈·沙伊布勒谴责了 "和保护生命相比一切都必须居于次要位置 "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德国宪法并不排除我们必须死亡的情况”。

当欧洲的领导人结束去年最初的封城时，他们设计了数万亿欧元的纾困计划，将大量公共财富拱手让给金融贵族。欧洲央行的1.25万亿欧元和英格兰银行的6450亿英镑的银行纾困计划，以及欧盟的7500亿欧元和英国3300亿英镑的企业纾困计划，令股市大涨。欧洲首富、法国亿万富翁伯纳德·阿尔诺特的财富增加了300亿欧元。

金融贵族的贪婪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是分不开的。《世界报》在警告 "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风险的同时，认可了特朗普的 "群体免疫"政策，认为这是"'企业优先'的选择，牺牲一部分人口，以免给中国势力留下自由的空间"。欧盟就是这样牺牲了自己的人民。

德法工会签署了欧盟的纾困计划，而工会官僚机构和伪左派政党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个人股票组合却在增长。在西班牙政府中，“左翼民主义粹”的“我们能”党（Podemos）实施了 "集体免疫 "政策。

所有组织都支持统治阶级的复工复学政策。自去年夏天以来，他们让工人留在工作岗位上，让大多数年轻人留在学校里。即使在十一月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时，政府重新开始虚假的 "封城"时，依旧如此。他们从马克龙九月的声明中提取出了口号，"我们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

而今，后果已经十分明显了。自1991年苏联斯大林主义解体以来，欧洲的卫生系统因数十年的紧缩而不堪重负。即使去年春天的封城措施将新冠病毒病例初步减少到每天几千例之后，欧洲的医疗体系还是无法追踪、隔离和控制这种病毒。

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阶级痴迷于维护自己的财富，他们对大规模死亡无动于衷，加紧推行法西斯式的政策。西班牙军官对3月时要求关闭非必要工厂的罢工感到愤怒，宣布其对法西斯主义的效忠，和发动政变以便枪毙 "2600万 "人的计划。马克龙的内政部长、前极右翼组织 "法国行动 "成员杰拉尔德·达尔马宁出台法律，禁止对警察的行为进行录像，并对伊斯兰教进行管制，为加强来自警方对游行示威的镇压以及激起反穆斯林仇恨铺平道路。

欧洲各地的工人阶级的反对情绪再次在增加。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了意大利公共部门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法国教师举行了反对现场教学的野猫罢工，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也有所行动，使工厂面临关闭，青年和学生对警察国家措施的反对也变得激进起来。然而，要开展这场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先做出并吸取政治结论和教训。

这次全球大流行病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信用：不论是它的统治精英，它受制于企业、充当国家机器的工具的工会官僚，还是它的各个伪左翼政党。与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作斗争，需要在国际工人阶级中建立一个既独立于工会、又独立于现有的建制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有这样的运动才能为将国家的权力转移到工人手中做好准备，开展一场基于国际性、以科学为基础的反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