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于2019年8月7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在这场被政府的引渡法律触发的日益扩大的群众性抗议里，香港工人在星期一的总罢工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来自各行各业的上万名工人——包括铁路、机场、公共事务，工程，建筑，金融和银行——参与了抗议。这些抗议干扰中断了这座城市的交通系统，并限制了其国际机场的运作。

这场罢工并不是被工会组织的，而是如同这些抗议本身一样，是源于工人们的举措。香港职工会联盟（CTU）和立法会里的官方反对派——泛民主派团体保持着一致，只是名义上支持这场罢工，而没有号召其附属工会中的将近20万会员参与。

工人阶级的加入指出了这些抗议中潜在的社会和经济上的推动力。抗议领袖们迄今为止的诉求还是局限于完全撤销引渡法律，林郑月娥辞职，撤销对抗议者的指控，对警察暴力的独立调查，和基于普选制度的公开选举。

然而工人阶级面对的不仅仅是基本民主权利的缺失，还有一直在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香港的亿万富翁们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同时——且其中很多人和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联系——大部分人在世界上最贵的城市之一里为生存而挣扎着。大约20%的人口住在贫困线以下的狭窄的公屋里。他们从香港非常有限的福利系统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

香港这些大规模抗议持续了两个多月，而且有时包括了超过这座城市四分之一人口。在不断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驱动下，这些抗议是重新出现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仅仅举几个例子，与这高涨的群众性反对同时发生的，就有美属领地波多黎各的长期的大规模抗议，印度巨大的罢工，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香港的抗议是这整个地区，包括中国自己的工人阶级崛起的前兆。就在香港边境上，成百上千万产业工人在深圳经济特区和其周围的城市里，在极其剥削性的条件下工作。北京要推动立法允许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动机，是担心这座城市成为可能触发政治反对的异见者和批评者的避难所。

中共几乎不加掩饰地威胁要动用军队来镇压香港的抗议，因为他们恐惧这些罢工和示威可能会鼓励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人去为他们的社会和民主权利而斗争。即使在高强度的警察国家和审查制度下，中国工人的产业行动还是有增长的迹象。基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记录的罢工数量从2017年的1250起增长到了2018年的1700起，而这仅仅是总数中的一小部分。

香港的抗议者们为其基本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很多抗议者并不屑于代表着香港企业精英且只是担忧北京会侵犯到他们利益的泛民主派。然而，他们所缺少的是另一个能够为之抗争的清晰的政治选择。它不仅仅要反对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行政部门，也要反对北京的中共政权。

工人阶级所为之战斗的政治纲领必须由以下的基本原则为支撑。

首先，它一定要基于国际主义，并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指责中国大陆人使这座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恶化的那些香港分离运动团体的本土主义观点。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团结起来抗争，才有可能作为更广泛的国际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发起一场针对北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和它们在香港的爪牙的抗争。

其次，工人阶级需建立在所有统治阶级派系以外的政治独立性。那些企业精英中支持为香港争取更多民主权利和自治权的阶层之所以会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提升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从剥削工人阶级中获利。并且，工人们应该拒绝那些呼吁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民主的名义来对香港进行干预的人。

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对香港或是任何其他地方的民主权利毫不关心。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人权”的旗帜作为对抗性冲突和战争的托词。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不顾一切地加速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和遍布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建设。任何美国对香港抗议运动的支持都仅仅是一种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的策略罢了。

再次，与工人阶级为民主权利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和争取拥有体面工作、医疗卫生、教育和可负担的住房这样的基础社会权利。香港和中国工人阶级里政治领导的缺失终归是因为把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错误地认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要在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建立一个革命性的领导机构，就需要澄清二十世纪里关键的战略性经验和斯大林主义，包括对中国，的背叛。指引着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纲领，“一国社会主义”，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给1978年后的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即使英国帝国主义愿意在1997年把它的殖民地香港交还给中国，那也不是基于“一国两制”，而是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一个制度——资本主义。

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自于世界性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过去的几乎一个世纪里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而今天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CFI）正代表着这斗争。我们敦促在寻找一条政治出路的香港工人与青年们与我们取得联系，并开始一场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政治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