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于2019年7月2日发表在世界社会主义网站。

昨天，超过五十万人走上香港的街头抗议市政府的反民主举措，并纪念1971年7月1日这个英国把其前殖民地移交给中国的日子。

昨天的游行是拟立法允许从香港到中国大陆的引渡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抗议。在6月16日，即使香港的最高长官，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停关于这个法案的讨论，估计大约两百万人——超过这座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是参与了抗议和游行。

昨天的大型抗议证实了对于林郑月娥政府的广泛敌意，也证实了人们恐惧这项立法可以被用于引渡政治异见者到中国和威吓香港自己的批评和反对者。抗议者要求完全撤销这项立法，林郑月娥辞职，并且取消对于之前抗议中的示威者的指控。

周一晚上，几百个年轻的抗议者强行进入了香港的立法会的议院，在墙上涂鸦并损坏上面的画作。午夜过后不久，警察用催泪弹驱散了聚集在外面的示威者，然后冲进了大楼强行驱出了余下的占领者。据报道称，大部分的抗议者那时已经离开了立法会议院。现阶段被捕和受伤的人数还是未知。

年轻的抗议者无视了来自保守的反对派政治家们的不要占领立法会的请求。这些这些保守的反对派即是所谓的泛民主派，他们代表着香港的企业和职业精英阶层，担心引渡立法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过去，这些泛民主派人士表示过他们愿意妥协并与主导着立法会的亲北京的行政与立法者们做交易。

发起这些大规模抗议的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谴责林郑月娥没能满足任何他们的诉求。“迄今为止她还没表达出任何回应或是沟通的诚意”，它说，并且补充道她对此的拒绝“把年轻人推向了绝望”。

闯入立法会的抗议者们看起来动机各异，也缺乏一个清晰的政治观点。一个带着防毒面具自称名叫Henry的男人告诉金融时报，虽然一些抗议者可能反对闯入立法会，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恶行”。他继续说，“我们一百万人曾和平地游行，两百万人也曾和平地游行，但是政府并没有听我们的诉求。”

在某个时刻，一面英国殖民时期的旗帜被放在了立法会的议院里。在其他的地方，“解放香港”的横幅被举起。但是，不论是赞美英国的殖民统治，还是提倡香港本位主义，都不能给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提供政治手段。正相反，香港为了民主的斗争是与全中国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权利的斗争完全联结在一起的。

即使引渡立法已经被暂停了，大规模的抗议还在持续。这一事实指出，驱使着这些游行和集会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香港是世界上社会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缺乏住房、福利和其他的基本服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评论员Albert Cheng在上周五的南华早报中写道，他谨慎地建议北京政府和其在香港的行政机构，为了让这些抗议结束，就必须要解决那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政府在解决这座城市里诸如贫富差距、没有向上流动空间等由来已久的问题时的无能，让年轻一代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促使他们走上街头”，他写道。

这些持续的抗议不仅给林郑月娥政府，也给在北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制造了政治危机。即使他们努力封锁了任何关于这些抗议的新闻报道，中共领导层还是害怕香港的政治动荡会溢出到中国大陆。

这些动荡恶化了中共官僚所要面对的日益增长的问题和困境——华盛顿侵略性的贸易和经济战以及美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不断的军事挑衅。中国经济在持续放缓，其增长率远低于百分之八，这个被长期奉为能避免失业率增长和社会动荡的必要标准。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警告反映了中国统治阶层内根深蒂固的焦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去年还发生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中国共产党政权恐惧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它竭尽所能得屏蔽了所有提及六月四日至五日的天安门惨案三十周年的内容。那场惨案旨在摧毁中国工人对于这个政权亲市场政策后果的大规模反对。今天，任何工人们的群众性运动都将会比1989年更加广泛地爆发。

香港的抗议有潜力去触发遍及全中国甚至其地方的不稳定性，而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西方资本对此的回应相当温和。欧盟呼吁用克制和对话来化解抗议，而与此同时，以其军国主义观点而臭名昭著的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顿，仅仅呼吁中国“要遵守其国际义务”。

上周，香港的一些小规模抗议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在G20峰会上提出引渡法律这个问题，但是却被忽视了。那些为了香港的基础民主权利的斗争不能依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只是他们提升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要转向全中国的工人阶级，立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来进行一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共政权、争取基础的民主和社会权利的统一政治斗争。而这场斗争必须要扎根于对二十世纪里中共和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的所有罪行和背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