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的一家女子学校开幕。受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舞，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着世界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对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漫长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
100年前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革命理念与官方百年庆典上的虚伪与捏造事实形成鲜明对比。官方的庆典旨在提升中共的公众形象，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的公众地位。
中国电视上充斥着描绘中共历史的电视剧。全国各地城镇的社区都在举行相关的研讨会。“红色旅游”正在被推广，各个党支部、工作单位和地方社团被鼓励去参观与中共历史有关的景点，包括毛泽东的出生地。电影院被要求每周放映两场歌颂中共的电影，剧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革命历史剧。到处都张贴着“永远跟党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等80个新标语。
诸如此类的列举还可以继续下去，都是在鼓吹中国民族主义，鼓吹中共在结束了十九和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屈辱的统治和对新中国的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学校里的孩子被要求撰写征文，内容是习近平的将中国转变为国际舞台上的大国的“中国梦”。成人教育课程则在赞颂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论文上提供折扣。
藏在这场民族主义狂欢之下的，是中共明显的紧张感。他们担心这场百年庆典将招致对官方党史里一连串谎言的批判性质疑。4月9日，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中国互联网警察机构的一个部门）进一步加深了已经很广泛的审查制度，宣布了一项打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新措施。它鼓励公民举报涉嫌歪曲中共历史、攻击其领导层或意识形态、或者“诽谤英烈”的网上发言。
中共的担忧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尤其是当下，人们普遍厌恶腐败的、赤裸裸地代表着最富有阶层的利益的中共官僚。整个官方的庆祝活动都是建立在一个透明的谎言上的，即中共始终坚守着其建党时的原则。事实上，中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但它却早就摒弃了这一纲领。
1921 年 7 月 23 日——不是 7 月 1 日，中共没有纠正这一异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校的宿舍里开幕，后来转移到了一处私人住宅。出席会议的有 12 名代表——包括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各 2 名——以及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亨克·斯内夫利特（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马林）和弗拉基米尔·涅伊曼（在中国被称为尼科尔斯基）。出席大会的还有陈独秀的特别代表，陈独秀未能出席，但被选举为中共的中央局书记。
虽然中共现在的宣传将这场代表大会描述为一件中国的事情，但当一个共产党在中国成立时，就像在其他国家成立一样，它反映的是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力，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列昂·托洛茨基领导的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所带来的国际影响力。1919年3月，第三国际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向殖民地国家的群众直接发出呼吁并宣布：“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的奴隶们！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实现之时，也就是你们自己解放之日。”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当时正在寻求一条能反抗半殖民地式压迫的道路，他们发现共产国际传达出的信息极其有吸引力。1911年的中国革命使孙中山（他组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但未能统一全国，也未能结束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主要的战胜国列强支持了日本对从德国手中夺取的山东省的主张。该决定被公开后引发了从 1919 年 5 月 4 日开始的广泛抗议和罢工。五四运动虽起源于反帝情绪，但它却引发了广泛得多的智识与政治上的热潮，陈独秀、以及与他密切合作的李大钊则在其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
新华社最近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系列文章中称，1921年中共建党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章继续说道：“（中共）肩负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历史重任，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铸就彪炳史册的历史丰碑。”
这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美化与指导中共成立的观念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俄国革命和第三国际对中国的干预有关。那些来自五四运动、进而组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是被这样的一种理念争取过来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建党的目标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核心要素，“中华民族的复兴”。
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阐述了党的基本原则：由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除阶级，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
任何对今日的中共的客观考察都会揭露出，它还在为以上这些目标而奋斗的说法是假的。中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统治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政党。即使根据它自己的官方数据，党员中工人也只占7%，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包括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国营工会是工人阶级的警察，镇压工人对其被压迫的现状的任何反对。
中国拥有庞大的私营企业、股票市场和亿万富翁群体，私有利润和市场主导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宣称这样的现状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荒谬而滑稽的。习近平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关系，它代表的是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出现的巨富寡头和富有精英们的野心。
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没有一丁点1921年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主义的痕迹。中共今天的目标不是推翻帝国主义，而是要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占据显著地位。中共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提倡或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在中国，它利用庞大的警察国家机器来镇压任何，即使十分有限的，反对的声音与行动。
当今中国想要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青年和知识分子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要以什么样的纲领来指导这场斗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解中共是如何以及为何从一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性政党转变到其对立面的。
在中共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
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27)
第一个是 1925-27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及其悲剧性失败。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性运动被粉碎了，而要负首要政治责任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莫斯科新兴的官僚机构。在欧洲革命失败和工人国家持续被孤立的状况下，他们放弃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器将第三国际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转变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下，一国又一国的工人阶级被迫屈从于与所谓的左翼政党与组织缔结的机会主义联盟。
而这对年轻且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1923年，共产国际不顾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坚持让共党自我解散，使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声称国民党代表着“中国唯一严肃的民族的革命性组织”。
这一指示否定了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因为俄国革命正是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对抗中完成的。这个指令是倒退回了孟什维克的两阶段论。孟什维克坚持认为，在俄国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只能协助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并要把社会主义斗争（即第二个阶段）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
在1923年初苏共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列昂·托洛茨基是唯一对此立场表达了反对的人，并且在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一事上，他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列宁此时已因一系列中风（始于1922年5月）而丧失了行动能力。在写于 1920 年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支持反帝运动的同时，面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都必须要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指导了俄国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中，托洛茨基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质上无法贯彻基本的民主任务，因此，这些任务只能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在 1923 年晚些时候，他成立了左翼反对派以捍卫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这些原则的摒弃。
把中共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置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将会给1925年爆发的罢工、抗议等群众性革命运动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英租界警察5月30日在上海向抗议者开枪。尽管这时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其内部中共成员的政治活动，斯大林还是反对中共与国民党进行任何分裂，并继续用鲜亮的“革命性”色彩来粉饰这个资产阶级政党。
斯大林声称，反帝斗争会迫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去扮演革命性的角色。但是在1927年，托洛茨基揭露了这一说法的谬误，他解释道：
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阶级间的政治分化…只有把工人和农民的基本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与国家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唤起他们来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一切将使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站起来的事情，都会不可避免地将民族资产阶级推向与帝国主义的公开结盟。 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没有减弱，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愈演愈烈，甚至于每一次严重的冲突都会导致血腥的内战。
这一警告被悲剧性地证实了。斯大林使中共屈从于国民党，做了革命的掘墓人，促成了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对上海数千名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屠杀，以及随后在1927年5月所谓的国民党左翼对工人和农民的屠杀。在这之后，斯大林却突然进行了180度的变脸，在革命浪潮正在衰退之际，将饱受摧残的中国共产党扔进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冒险行动中。
这些灾难性的失败将对20世纪的历史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们实际上标志着中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的终结。
斯大林不仅完全没有从这次惨痛的经历中吸取必要的政治教训，反而坚持认为他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把中共的领袖陈独秀作为这些失败的替罪羊。陈独秀和其他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在寻求第二次中国革命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被托洛茨基的著作所吸引，组建了中国左翼反对派，并在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于1938年建立的第四国际的一个分部。第四国际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做出的骇人的背叛。
那些留在中共的人则全力为斯大林和他的罪行辩护，包括维护孟什维克的两阶段论，并且撤退到了农村。毛泽东最终在1935年获得了中共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他从二十年代的失败中得出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即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
1949年的第三次中国革命
这将对1949年的第三中国次革命——中共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产生深远的影响。
托洛茨基敏锐地明白中国农民斗争的巨大革命-民主意义，也意识到工人阶级赢得农民群众支持的必要性，但他对试图用农民替代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的后果发出了敏锐的、预见性的警告。
在1932年给左翼反对派在中国的支持者的信中，托洛茨基写道：
农民运动在对抗大地主军阀、封建主义者和高利贷者的范围内确实是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性因素。但是农民运动本身带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和反动性趋势。在某个阶段，它会变得对工人抱有敌意，并且会与工人发生持续的武装对立。忘记了农民双重性的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工人必须学会区分共产主义的标签外衣与真正的社会进程。
托洛茨基警告道，毛泽东带领的人民军队可能会变成无产阶级公开的敌人，会煽动农民反对工人及其以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
1949 年 10 月，国民党战败，中共夺取政权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重大革命动荡的结果。它是二战后世界各地爆发的革命运动和反殖民斗争的一部分，反映着劳动人民结束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
由于中共在政治上占据主导，人们对中国革命这一很矛盾的现象的理解十分不到位。毛泽东和中共遵循着斯大林那导致了特别是欧洲战后革命运动失败的路线，与国民党保持着机会主义的联盟关系（1937年反对日本侵华时建立的），并试图与其组建联合政府。直到当蒋介石和国民党开始对中共采取军事行动时，毛泽东才终于在1947年10月呼吁推翻国民党、建立一个“新中国”。
随后两年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证明了其内部的腐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破产，而这些腐败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对声音与行动，包括工人阶级的罢工浪潮。然而，中共完全没有转向工人阶级，反而坚持要工人们被动地等待毛泽东以农民为基础的军队进入城市。毛泽东“新中国”的展望是遵循了孟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两阶段论，支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中共会维持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在中国资产阶级里的大部分人已经同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中共也会和留下来的那部分保持联盟关系。
毛泽东的纲领导致了革命的畸形。维持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意味着官僚压制工人的要求和斗争。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机器是从农民军队的领导层中产生的，也依靠着军队，它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刻的敌意。工人被招募到中共里不是为了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政治上的声音，而是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
毛泽东曾声称这场革命里所谓的“民主”阶段会持续很多年。然而，不到一年，美国在1950年发动了朝鲜战争，中共则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威胁。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国被迫进行干预。此时中共面临的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将美国领导的驻韩军队视作他们潜在的解放者，在中国内部进行破坏。面对可能的美国入侵，毛主义政权被迫迅速侵占私营企业，并制定官僚主义的苏联式计划经济。
与此同时，毛主义政权因害怕工人阶级的运动，镇压了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于1952年12月22日和1953年1月8日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数百名成员及其家人和支持者。很多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被无端监禁了几十年。
在 1955 年的一项决议中，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1]将中国定性为一个畸形工人国家。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以及官僚式的计划经济形成了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但这个工人国家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被斯大林主义扭曲了。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捍卫在中国建立的国有化财产关系。然而，与此同时，第四国际认识到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毛主义政权的官僚化畸形的起源。因此，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它，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而这也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中国的工人和青年将1949年的中国革命视作一场巨大的进步，这是合理的。这场革命结束了直接来自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并且，为了响应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的社会诉求，中共不得不消灭了中国社会中许多在社会上和文化上落后的东西，包括一夫多妻制、童婚、缠足和蓄妾。文盲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预期寿命显著增加。
然而，中共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纲领很快就走进了经济上的死胡同，并在1961-63年中苏分裂后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在全国封闭式经济的框架下，毛主义的领导层无法给中国面临的问题及其后续发展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其结果则是，在中共四处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一系列痛苦且破坏性的内部派系纷争发生了。由此而生的一场又一场的灾难都和中共的民族主义纲领、和毛泽东试图用各种主观和务实的手段来克服中国发展上的问题脱不开关系。
这些手段包括毛泽东灾难性的、导致了大规模饥荒的“大跃进”，也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它既不伟大，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更不是革命性的）。毛泽东试图动员学生、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和农民加入红卫兵，以此作为与对手清算的手段，结果被证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它最终以使用军队镇压罢工的工人而告终。
在七十年代转向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工人必须明确地区分1949年那场必要且合理的革命和性质反动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动荡为第三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复辟资本主义并系统性瓦解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果——奠定了基础。
各种新毛主义倾向错误地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而其他人，特别是1978年开始了最初亲市场的改革的邓小平，背叛了毛泽东的思想。
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本人开启了资本主义复辟之路。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与苏联开战的威胁，北京与美帝国主义结成反苏联盟，为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1972年毛泽东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和解构成了引进外资和增加与西方贸易的必要先决条件。在外交政策方面，毛主义政权与一些最反动的、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结盟，包括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和伊朗的沙阿。
如果没有与美国建立关系并获得进入外国资本和市场的机会，邓小平就无法在1978年启动其全面的“改革开放”议程，其中就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经济特区、在农村以私营企业代替公社，以市场代替计划经济。其结果则是私营企业的大规模扩张（尤其是在农村），社会不平等现象迅速加剧，党内官僚的掠夺行为和腐败，失业率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率飙升，导致了1989年全国爆发抗议和罢工浪潮。邓小平不仅在天安门广场、也在全国很多城市对这些抗议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为洪水般涌入的外国投资者打开了大门。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可以指望中共来当监管工人阶级的警察。
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国社会主义”和“四阶级联盟”使工人阶级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而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带来的可怕后果则最鲜明、最尖刻地体现了毛主义的反动作用。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政治观点与行动使工人阶级在面对着军事政变时，他们已在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这导致了估计有100万工人被消灭。在南亚、菲律宾和拉丁美洲，毛主义也导致了相似的失败和背叛。
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吹嘘被荒谬地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
他们被迫继续谈论社会主义，甚至宣称他们的资本主义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本身证明了中国群众对1949年革命成果的持久的认同。中国过去三十年惊人的经济发展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影响。如果没有那场革命带来的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只需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没有这样的发展呢？COVID-19大流行病让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疫情很早就得到了控制；在印度，病毒还在不受控制地蔓延，使得死亡人数快达到40万了。
中国不可否认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扩充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同时改善了很大一部分劳动人口的社会生活条件。
尽管如此，中国今天面临着转向资本主义带来的所有矛盾和后果，而这些矛盾和后果在毛主义或执政的中共的当前政策的框架内都无法被解决。
中国因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大量外国资本和技术涌入并剥削廉价劳动力而面临着可怕的代价。经济增长只会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产生巨大的社会张力，引发深刻的政治危机。
中国人均GDP虽然在上升，但仍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在世界上仅排名第78位。今年，随着百年庆典的临近，习近平吹嘘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这样的统计数据的基础是将“绝对贫困”的标准制定得非常低，贫困还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在 COVID-19疫情对广泛的人们产生严重影响的同时，中国亿万富翁的惊人财富还在继续增长。
归根结底，促使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问题——独立于帝国主义、国家统一、打破买办资本家的控制——仍未解决。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今天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了，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依赖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台湾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日益敌对的民族国家，已成为潜在的全球战争的导火索。毛主义提出的国家进行独立的发展的整个纲领现在已走到尽头。
在中国国内，中共正在宣扬以主要民族，汉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尽管帝国主义关于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的反动宣传值得被蔑视，但中共诉诸民族主义情绪这点在这个庞大、多语言和多民族的社会中起不到任何进步性作用。
尽管中国历史充满矛盾和复杂性，但它依然证实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心论点，即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要完成基本的民主和民族任务，就只能通过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得到农民支持、作为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这条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共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阶层来是深恶痛绝的。
对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日益增长的反对的迹象，中共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除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手段——全方位的审查、任意实施逮捕、暴力镇压抗议和罢工。中共自身充斥着腐败和派系斗争，面临着因此而被撕裂的危险。习近平则是作为一个波拿巴式的人物出现，来平衡党内敌对的各个派系，依靠他来维持党的整体性。习近平日常被称为党的“核心”，且被称赞为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但是这些对习近平的美化并非源自于他个人政治力量的强势，而是反映了那些正在困扰着中共的深刻危机。
所有这一切的危机和矛盾都因美帝国主义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日益激烈的咄咄逼人的对抗而加剧。这是由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在特朗普和现在拜登的领导下进一步加速了。在推动了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后，美国统治阶级的所有派系现在都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威胁，准备用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让中国服从“国际规则体系” ——也就是华盛顿政府建立的二战后秩序。
中共期望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并和平崛起、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观点已经破灭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下，拜登正在召集美国的盟友，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武装和对华作战。与此同时，华盛顿正试图利用中国内部的、因中共粗暴地镇压民族分离主义倾向而加剧的紧张局势，以此削弱和分裂中国。
面对灾难性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共领导层对国防的构想有军事和外交两方面：建设军队、推行“一带一路”。一方面，中共试图安抚美帝国主义，达成一份新的协议。另一方面，它徒劳地试图开展一场军备竞赛、煽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些最终却只会导致灾难。中共早就摒弃了其建党的基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因此它本质上无力呼吁国际工人阶级来建立一个统一的、以社会主义斗争为基础的反战运动。
人类面临着的那些巨大的问题——战争、生态灾难、社会危机、或是COVID-19大流行病——都无法在资本主义及其过时的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那些在寻求一个进步性的解决方案的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你们面临的挑战是：拒绝中共煽动的肮脏的民族主义，回到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在1921年，中共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而这意味着重新建立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即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CFI）之间的联系。我们敦促工人和青年转向学习第四国际的历史，学习从几十年间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其谎言和对历史的歪曲、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斗争中得出的政治经验与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呼吁你与ICFI取得联系，开始在中国建立一个分部的进程，并为其革命性的纲领而斗争。
尾注：
[1]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 于1953年领导了组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斗争，反对由米歇尔·巴勃罗（Michel Pablo）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巴勃罗和曼德尔拒绝接受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主义定义为一个反革命倾向，并宣称莫斯科和北京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可以在被施压的情况下做出革命性的转向。1963年，SWP放弃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脱离了ICFI，在没有进行任何对于1953年出现的政治分歧的讨论的情况下，没有原则性地与巴勃罗派进行了合并。